如何看待历史上的胡汉关系?在今天来说,单纯站哪边,其实都很蠢




中学的历史课本中有少数民族的汉化这一内容,对这一过程许多人也都耳熟能详。在网上历史爱好者的各种争论中,民族问题也是热点话题,“皇汉”“满遗”这样负面的标签也是贴的飞起。但实际上,民族之间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单向的。既然有少数民族的汉化,那必然也就会有汉族的“胡化”。


比如我们都熟悉的三国时代结束之后,晋朝一统天下,但好景不长的是,在西晋统一不过51年之后,晋王朝便伴随着“五胡乱华”的到来而宣告终结。至此中国北方便陷入了各游牧民族互相缠斗的混乱局面当中,晋皇室则南迁至建康(南京),并在此重建东晋,北方却从此进入少数民族主导的时代,在这个过程中就出现大量的汉人胡化问题。


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

民族与血统问题尽管是历史爱好者所津津乐道的话题,但由于血统问题无法仅通过文字来获得确凿证据,就这一点来说,即使依托今日科技,也很难证明一个人的血统是不是一个纯粹的“汉人”。既然从血统上难以区分,是不是意味着没有别的办法了呢?这当然不是。与血统相比,人们更为看重的是所谓的“文化”,即以是否接受汉文化为根据来判断此人的血统。其实这一点早就被人们用作是评判胡人是否“汉化”的依据,我们说像北魏孝文帝改革或是元朝、清朝的汉化问题,都是在讨论鲜卑族或蒙古族、满族是否接受汉人的文化与习俗,而非在讨论其民族是否改变成为了汉族。


既然文化在“胡化”或“汉化”问题上是主导性因素,那么我们便可以用这样的观点来看看汉人的“胡化”问题。众所周知的是,西晋的灭亡除自身的腐败不堪外,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所谓的“五胡乱华”事件的发生。简单来说便是,北方以匈奴、鲜卑、羯、羌、氐这五个强劲的胡人部落为主的若干游牧部落,趁西晋爆发“八王之乱”的混乱局面,顺势南下,并在316年攻破西晋都城长安。北方至此进入“十六国”的混乱时期,直到439年,由鲜卑族建立的北魏王朝一统北方各政权,才算是结束了这长达一百多年的乱局。



北魏孝文帝


北魏的一统并非意味着汉人胡化的结束,尽管北魏孝文帝推行汉化改革,但北魏灭亡之后的东魏西魏、北齐、北周乃至随后的隋、唐两朝,都可以清晰的看到“胡”文化在中国历史中发挥的作用。有人说正是有了胡人文化的注入,汉文化才得以注入新的发展活力,进而才在大唐出现了海纳百川似的万国来朝的盛世局面。



北魏佛像


婚姻当中的汉人“胡化”

文化层面的改变是十分困难的。中华文明之所以深为我们所骄傲,也正是在于其数千年来一直以坚韧不拔的姿态挺立在世界东方。而要改变或实现两种文化之间的融合,婚姻则是最为直截了当的一种方式。其实在今天看来十分复杂的胡汉问题,对于当时生活在北方尤其是胡汉杂居之地的普通百姓来说,都不成为一个问题。他们不像读书人那样有什么“夷夏之防”,许多“胡人”仅凭外表来看也很难分辨出是汉人还是其他民族,况且他们多年与这些游牧民族打交道,也早就习惯了他们的存在。除“五胡乱华”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的屠杀汉人事件外,大部分时间里,汉人与胡人之间是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相处,在这种互相杂居的条件下,彼此之间的通婚则使胡汉之间的界限更加模糊。



五胡乱华


纵观整个北朝,在北魏之前的诸多由胡人建立的国家里,高层很少与汉家女子通婚,但自北魏孝文帝改革之后,随着北方王朝推进的“汉化”改革,越来越多的宗室子弟与朝中汉臣的女儿通婚。我们以往往往将这视作是胡人的“汉化”倾向,但我们若反过来想想,这何尝不是汉人的一种“胡化”呢,毕竟胡人才是王朝的统治者,汉人女子才是被选择的一方。如果说上层还有许多胡汉之间的顾虑,那么就底层百姓来说,什么胡汉问题都不是问题。在数百年的时间里,大量的胡人与汉人之间早就通婚了。在以往的认知里,这都是胡人汉化的依据,但这岂不是也正是汉人出现“胡化”的依据吗?


有人要问了,汉人“胡化”之后有什么特征吗?这一点其实可以在婚后女性的生存状态中发现一些迹象。北魏时期的鲜卑族尽管已经仿效汉人进行改制,但此时他们依旧保留下大量的母系氏族的遗风,女性在社会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,其地位也较高。朝廷里的皇后、太后都发挥着重要作用,像北魏孝文帝改革便多亏了冯太后,民间亦是如此。在这样的文化风气下,汉人家的女性受其影响,其地位也得以不断提升,在公开场合与各种社交活动当中,都可以看到女性的身影,她们在各种活动中十分活跃,其拥有的权力与鲜卑族的女性也不相上下。在家庭中,汉人女子的地位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处于被动地位,女性的“妒悍”现象在北朝是十分突出的,女性对丈夫的管制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,甚至如果丈夫“出轨”而妻子不采取措施,反而会被人耻笑,这一点到隋唐时代都没有改变。隋唐时代的女性地位之高在历朝历代中也是十分少见的。



影视剧中的冯太后


北朝皇室的胡化问题

公元534年,北魏分裂为东魏与西魏。公元550年,东魏权臣高洋在废掉东魏孝静帝之后自立为帝,北齐王朝由此建立。谈起北齐的建立者高氏家族,便是一个很好的汉人“胡化”的典例。高氏家族的奠基人高欢因祖父犯法不得已移居怀朔镇(今内蒙地区),自此长年与鲜卑族人打交道,其生活习俗已完全鲜卑化。无论如何,高氏家族是汉人家族是毫无疑问的,但他们在长年与胡人部落混居的过程中逐渐鲜卑化也是毫无疑问的。



高氏家族的胡化特征至高欢时已经十分突出,高欢作为一位汉人,其“字”却称为贺六浑,这很明显是一个鲜卑名字,其子高洋,也就是后来的北齐开国皇帝,也有一个鲜卑名字“侯尼干”。名字一般可以很好体现一个民族的特性,高氏家族名字的鲜卑化证明了其鲜卑化的程度已十分之深。除名字之外,高氏家族的通婚圈子也十分“胡化”,他们几乎不和汉人通婚,而大多与鲜卑贵族子女结成婚姻关系。



影视剧中的高洋


正如上文所说,婚姻是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的重要渠道,通过与鲜卑族的婚姻,高氏家族在行为上也日渐鲜卑化。高欢的父亲高树生性十分豪爽,与常年混迹在草原上的游牧民族无甚差别,高欢则能够说一口流利的鲜卑话,在军队发出号令也大多使用鲜卑语,只有在汉人官员在场的时候才会说汉话。高洋则连汉服都不怎么穿,他时常穿着胡服在城内行走,史书记载他“坦露形体,散发胡服”,至于高洋之后的高氏子弟在史书中则只留下了“粗鄙狂暴,好勇斗狠”这样的记载。由此可见,高氏家族不但在行为上已经近乎完全鲜卑化,而且在内心也一直以鲜卑人自居。在高洋与他人的对话中,他已经把自己与“中国人”即汉人之间区分得很清楚了。在北齐时代,宫廷内外充斥着胡乐与各种西域风格的舞蹈,甚至他们喜欢的宠物都是“波斯狗”而不是中原的狗。当然,高氏家族在建立北齐之后也仿效北魏推行汉制,在朝廷制度上汉制依旧占据主导地位,但这依然无法掩盖高氏家族的鲜卑化倾向。



北齐时代的壁画


文史君说

汉人胡化与胡人汉化是一个共生的过程,不存在单纯的汉人胡化或胡人汉化,任何种族之间的交流都会给彼此的生活与习惯打下烙印,这是常识性的问题。对于历史的当事人来说,汉化还是胡化对一些政治人物可能有特别的意义。而对于生活在历史中的普通人,除了极端的战争形态之外,很多时候其实胡化或汉化都不能称之为一个问题,普通人所面对的只是生活而已。而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我们来说,在今天再去给历史上的民族关系分出个高下优劣,甚至为这个争得大动肝火,这就更加没有必要了。对于现在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国人来说,不管是我们的所谓血统,还是文化,都是几千年来各族之间多向融合的一个结果。在认识这些问题的时候,只要把它们当做一个客观的历史事实接受下来就可以了,非要分个高下然后选个边站,真的很蠢。


参考文献
  1. 徐璇:《论北齐的胡化汉化问题—以北齐高氏家族为中心》,《天水师范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5期。
  2. 张俊飞:《婚姻所见魏晋南北朝之胡化现象》,《中华文化论坛》2013年第12期。

(作者:浩然文史·小太阳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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